在两宋词史上，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、心态情感变化的，除辛弃疾之外，就只有朱敦儒。
朱敦儒在南渡词人中*治地位并不显赫，词作的数量和质量却首屈一指，今人郑百因将他与李清照、陈与义并称为“渡江三家”。其中陈与义的词虽然也很出色，却及不上诗名更著，真正以词名世的，乃是李清照与朱敦儒。
本来，朱敦儒在渡江之前的四十七年的生涯之中，完全是以一个风流名士的身份存在的。他是官宦子弟，父祖的官阶虽然不高，家境却十分富裕，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持他放浪诗酒之间。北宋时代的朱敦儒，过的是“生长西都逢化日，行歌不计流年。花间相过酒家眠。”的惬意生活，不同于寻常公子哥儿的，是他在优游潇洒的同时，还具有很高的声誉，“志行高洁，虽为布衣，而有朝野之望。”名气大到连皇帝都召他出来做官，他却固辞不从，自称：“麋鹿之性，自乐闲旷，爵禄非所望也。”其高傲脱略，从他当时所写这首《鹧鸪天》词中也可以想见：
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分付与疏狂。曾批给雨支风券，累上留云借月章。诗万首，酒千觞。几曾着眼看侯王？玉楼金阙慵归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阳。
“疏狂”在文人中并不罕见，但疏狂得如此清逸，洒然无一毫烟火气，却非这位“清都山水郎”莫属，因此后人誉之为“词仙”。
朱敦儒的本性并不愿意亲近*治，虽然《宋史》本传上说他“有文武才”，却也没见他对于*治有什么独到的见解。他的性情更适合草野山林，而不适合庙堂供奉，在北宋时他不肯接受官职，决非故作清高，而是出于本心的对*治的抗拒和厌恶。
但身历地裂天崩的巨变之后，他尝到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布衣百姓，在乱世中所能经历到的一切辛苦流离，备尝饥渴艰辛的朱敦儒，此时此刻，多半也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：是否也应该为眼下这国难负一份责、尽一份心、出一份力气呢？
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，在北宋时期曾经以“麋鹿之性，自乐闲旷，爵禄非所望也。”的理由拒绝朝廷征辟的朱敦儒，在南宋终于出仕了。他在南宋朝廷一直做了十六年的官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，却也循规蹈矩，持身甚正。在绍兴十六年他遭到秦桧*羽的弹劾而被免官的时候，罪名是“专立异论，与李光交通。”
若是朱敦儒在被排挤出朝之后，便不再起复，他这一生本可以画上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，可是世事总不不尽如人意，命运似乎总在和他为难：他想做“清都山水郎”，徜徉山林之间，却横遭国变，尝尽了乱世流离之苦；他终于下定决心投身官场，志在有为，却被主和派压制打击，一事无成；最后免官离职，原可安度晚年，却又被要挟再度出山，趋奉他一直反对的卖国宰相秦桧，落下了“晚节不终”的骂名。
按照朱敦儒遭弹劾被免官的罪名，他本来属于秦桧的反对派，但他工于诗文，名气很大，以至于秦桧“喜敦儒之才，欲为其子孙模楷。”秦桧想请朱敦儒教自己的儿子写诗，因为他已经罢官还乡，明知很难让他出来合作，于是从他的儿子下手，先任命朱敦儒的儿子为官，然后加朱敦儒本人为鸿胪寺少卿，这其中威胁的意思显而易见。
在朱敦儒出任官职一个月后，秦桧突然死去，翌日他便被罢免，终于摆脱了这种如坐针毡的处境，但这一次出仕虽短，实在是平生的大污点。他少年时写下那首《鹧鸪天》词，到老来物议沸然，却被人拿作刻薄的把柄，赋诗讽刺他道：“少室山人久挂冠，不知何事到长安？如今纵插梅花醉，未必侯王着眼看！”曾经光风霁月的“词仙”，到头来被这样挖苦讥笑，可是又能向谁抱怨，怎样分辩？
晚年被迫出仕、声名遭污的打击，使朱敦儒情绪更转为消沉，逃遁到山水田园之中，他曾以《好事近》的词牌填写了六首《渔父词》，描写“摇首出红尘，醒醉更无时节。”的闲适生活，驾一叶小舟来往烟波之间，吹笛自乐，恍若神仙。
